老刀郎又出新歌了，依然极具冲击力，不过这次不是胜在旋律，而是胜在歌词内容。
网友一下听出来了，这哪是歌啊，就是不带脏字的骂人檄文！而且就是骂刀郎所在的歌曲界，甚至有人将歌词与具体的歌手相对应。
其实，要说刀郎就是借歌去回骂曾经骂过他的那几位歌手，就看低我刀哥的格局了，因为歌词最后还提到了近代著名的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，而在最后一句还挑明这是“是我们人类根本问题”。
好嘛！刀郎这是由20年前的大俗，急转成现在的大雅，雅得甚至让人听不懂了。直接在流行歌曲中讨论起甚至让大学教授也觉晦涩的哲学问题、人类问题。
但刀郎的确是在骂人和讽刺，而且是借蒲松龄之口。所直接骂的也的确是中国当前的流行歌曲界，但不过是借骂歌曲界而骂整个社会、整个人类的颠倒黑白的虚伪、做作。
所以这歌，尽管旋律以二人转为基调略显传统、平淡，但凭借犀利的歌词，依然一下抓住了网友的心、刀迷的心。
《罗刹海市》是《聊斋志异》中的一篇，其断句是“罗刹、海市”，而非“罗刹海、市”，指的是罗刹国和海市两个地方。海市其实就是“海市蜃楼”的“海市”。
大罗刹国和海市是蒲松龄虚构的两个地方，罗刹国落后蛮夷、颠倒美丑，不学文章，只看容貌，而且按中国的标准以丑为美，越美（实际是丑）的越能做大官。
海市是大海中的城市，此地文化和中国同，不仅审美观同，也重诗书文章，人民真情实意。实际上这里是一个提纯的、理想化的中国，是真善美之所。
其实蒲松龄虚构这两个地方，都是在讽刺影射中国。罗刹国是讽刺中国的“花面逢迎，世情如鬼”，海市则是渴盼中国所固有的美好。
也可以这么说，蒲松龄认为，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象罗刹国一样假恶丑遍地，而所固有的真善美已经象海市蜃楼一样可想而不可求。
同时，蒲松龄又虚构一个名叫马骥的现实人物，而将罗刹和海市巧妙地串联起来，构成一部神话式的“马骥奇遇记”。
马骥是一位中国的商二代，容貌俊美，后继承父业而经商。在一次海上旅行中，他的船被大风吹走，来到大罗刹国。
由于长的太帅，反被罗刹人视作太丑，甚至以妖孽视之。后来，他将自己的脸涂黑而扮丑，并表演歌舞，被国人欣赏，并推荐给国王，做了大官。
不久，其假面具被人识破，马骥心生恐惧，辞官不做，并将所赐财物分于曾经帮助过他的村民。村民为答谢，要为他到海市淘一些好东西。
马骥不顾村民的风险提示，而决定一同前往，于是他就来到了海市。
海市的三太子偶遇马骥，并带到他爸爸，海市国王“龙君”面前。龙君一听是中国来的，大喜过望。他对中国的文章早有耳闻，并且非常崇拜，让他针对海市作文一篇。这是实际上是对科举制的隐喻。
龙君对马骥的文章很满意，于是就将其招为驸马。公主也德貌双全，贞洁贤惠。
但很快马骥对父母甚是思念，决定回家。公主深知，仙、人不可相通，马骥一走就是两人的永别。但她还是深明大义，不以自家儿女私心阻挡丈夫的大孝。
公主对马骥做了感人至深的告别、告白：“此后妾为君贞，君为妾义，两地同心，即伉俪也，何必旦夕相守，乃谓之偕老乎？”
尽管刀郎新歌也用“罗刹海市”，但实际却只用了一半，只有罗刹，而无海市。
而且，刀郎也只是借用了蒲松龄借罗刹国讽刺假恶丑的创意，至于对现代假恶丑的具体描述，都是刀郎的发挥和原创，并使用了隐喻的笔法。
譬如，他用“一丘河”隐喻“一丘之貉”，用“苟苟营”隐喻“蝇营狗苟”。用“马户是驴” 、“又鸟鸡”的文字游戏，隐喻那些孜孜于为自己带上各种名头，用物质化的外在的名牌、财富来装扮自己的做法。用“ 煤蛋儿生来就黑，不管你咋样洗呀那也是个脏东西”指代假恶丑。
为何说刀郎直接骂的是流行歌曲界，就是因为歌词中的这句话“未曾开言先转腚”：是对《中国好声音》中导师转身的很形象的描述。
《中国好声音》是一道歌手选秀栏目，其评委，即所谓的“导师”，都是流行歌曲界的主流精英。刀郎认为，他们的做法很罗刹。
其时，不仅歌曲界的导师很罗刹，各行各业的精英导师也都如此。
不过，最后当分析罗刹现象的根源时，歌词却提到一个网友很陌生的名字：维特根斯坦。这是一位近现代的西方哲学家，但即便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中，其作品也是晦涩难懂的。
这不是说维特根斯坦真的有多么高深，恰恰相反，放在中国义理文化的框架中，他是很肤浅的。
维特根斯坦致力于研究人性究竟是什么？问题是好问题，但在解答上他却陷入了歧途。实际上不仅他陷入歧途，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如此。
其实关于人性是什么？中国古人早已把这事弄透了，而且是文明之初的古人。
人就是一个心性主体、思考主体。人的本质属性在思考，心性就是思考。这就是孟子说的“心之官则思”。
当然这个思，是基于现实人伦的思考，而非西方哲学意义上的，脱离现实的对神灵之冥思、仰望星空之思。
“心”就是思考功能本身，“物”就是人心所认知思考的结果。这就是心物的界线。这意味着一切“物”都是人心所构造，所以王阳明说“心外无物”。
人心在思考认知时，一旦形成判断、意见，这些判断、意见，就脱离心，而成物了。
所以，一切判断、意见都是物，一切理论体系、知识体系都是物，一切制度设计、宗教设计都是物，当然一切有具体外在的物理形象的物也都是物。
人心在思考时，会依据一些标准去做判断，判断其善恶、是非，而这些标准是内生于人心的，是人生而有之，自然天然所具备的。这个内在的标准，会通过判断、选择而最终体现在人的行为上，让行为显得合乎义理、合理。
因此，中国古人认为，外在的义理本源和根植于人心，通过人心的思考而呈现于人的行为之中。所以干脆将义理当成人心的基本属性，干脆将义理和人心等同。
这意味着人心人性本来是真实的，而人心所造之物是虚假的。但是，历史证明，人心又往往会受外物所迷惑，而偏离本然心性，从而导致行为背离义理，而成为“假恶丑”。
蒲松龄、刀郎所关注的罗刹式的假恶丑，中国古人早就关注了，就是《礼记 乐记》中所说的“人化物也者，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”。这里“天理”就是人性的真实，也是真善美，而“人欲”就是“人化物”，人被外物所牵引迷惑，就是假恶丑。
所以，解决方法就是后来朱熹所概括的“存天理灭人欲”。但是这句话却被人颠倒黑白地、罗刹式地误解了，将其说成是思想专制，破坏人权！
为何说包括维特根斯坦在内的所有西方哲学家都是肤浅的，因为他们对人性的研究和定义恰恰是“物化”的，他们只知“物”，而不知“心”。
为何说西方哲学家对人心的认知是物化的，因为他们总是想通过严格的“逻辑”，为人心找到一个确定性的定义。而根据心物之辨，不仅他们所谓认为的逻辑是物，基于逻辑的定义也是物。
在研究人性的问题上，只知肤浅的西方哲学家，而不知早已把此事弄透的中国古圣人，这不仅是刀郎之短，也是当前整个中国文化界之短。
也就是说，当前整个中国文化界就存在罗刹式的颠倒美丑。
尽管刀郎批判罗刹，其实他也身处罗刹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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